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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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原是後周殿前軍統帥，又是利用所謂「兵變」奪取的政權。這位從小軍官做到殿前都點檢，又從殿前都點檢登上皇帝寶座的趙匡胤，對於分裂割捨時期軍事力量支配政治的關係，是深有體會的。如何運用軍隊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又如何設法使軍隊不致危及自己的統治，是擺在結束分裂割據局面，加強中央集權的北宋統治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對此，趙匡胤的措施是：一方面，權力把兵權集中到中央，消滅藩鎮割據的局面。全國真正有戰鬥力的禁軍全歸中央直接掌握；禁軍主力集中於汴京；武將不得實任地方官吏；節度使不得兼領支郡，後來節度使乾脆不令歸鎮，成為遙領的虛銜。
　二方面，分割中央禁軍的權力，使禁軍不再成為能夠覬覦皇帝寶座的特殊武裝集團。發兵之權與握兵之權由樞密使，禁軍將領分掌，使之互相牽制；禁軍不再設總的統帥，而由殿前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分別統領；禁軍的駐紮，京城與外地，京城內外，屯兵約略相等，以收內外相維之效；此外，還實行兵將分離的「更戌法」，使將領不能有固定的士卒，無從建立自己的腹心武裝，而前此流行的將領選拔親兵的做法，也一律撤裁。
　三方面，把募兵養兵制度確立下來，用每當災年大量招募飢民為兵的辦法來緩和階級矛盾，麻痺農民群眾的反抗意識。同時又把刺字和其他一些折辱士兵的辦法，定為制度，使士兵群眾處於極端屈辱的地位，受到社會上的輕視，以此來貶低武人的社會地位。
　與上述限制，貶低武人的措施相對應，北宋統治者權力尊用文臣，其中最主要的辦法是抬高科舉的地位和擴大取士的名額，使科舉成為官僚進用的主要正途。在這樣的政策制度之下，掌握國運的重臣都是這批從科舉進用的文官。就連領兵打仗，也都是文臣擔任方面統帥。樞密使更是一反五代習慣，幾乎全由文臣充任，北宋一代，只有少數武將做到樞密使，樞密副使，但終不免被疑忌去位。宋仁宗時蔡襄說：「國家既定四方，追鑒前失，凡封邊議，論兵要，內有密而外方鎮，多以文臣任之。武臣剟去爪牙，磨冶壯厲，妥處行伍之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文臣乎！」（《送馬通判序》，《宋文鑒》卷八七）。
　在這樣的政策制度和社會風氣之下，武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低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極點。」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宋史‧兵志》），這是統治階級對自己軍隊的看法：「做了軍時，別無活路頭也。」（《五代史漢平話》），這是民間流行的對當兵的論調。名將狄青出身行伍，在北宋武功最著，他在定州任總管時，有次向上司韓琦為犯法的舊部焦用求情，懇求說：「焦用有軍功，是好兒。」韓琦當場駁斥：「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的，才是好兒，焦用這樣出身，算得什麼好兒！」當著狄青的面，立刻把焦用殺了。狄青低頭受斥，戰灼不已，深恐觸犯上司，一併被殺。直到旁邊有人說，大帥已走了好久了，狄青才敢退下。後來狄青同韓琦同樣做到樞密副使，但仍不時遭到嘲諷挫辱，常跟人發牢騷說：「韓樞密功業官職同我一般，就是我少一個進士及第！」
　宋真宗有一次需要在臣僚中找一個善引矢而又美儀采的人陪契丹使臣射箭，這在當時是有關國體的大事，唯一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只有陳堯叟。這時陳堯叟正任文臣中的清要之職｜｜學士，真宗托近臣對陳堯叟說，如果願從文官改換武職參加這次外事活動，當給以節度使的高銜。陳堯叟請示母親，母親拿起拐杖就打，罵道：「你在朝對策得了第一，父子都以文章立朝為名臣，今天竟然貪圖厚祿，想給我家丟人！」這事只好作罷。這種濃厚的重文輕武的風氣，弄得連皇帝說話也不靈了。
　從宋開始，中國封建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央集權制度比以前更為鞏固和加強，適應這一發展變化的重文輕武，成了制度，也成了一代的社會風氣。宋太祖以後，由士兵擁戴奪取政權的事，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就再也沒有發生過。可見，重文輕武的制度和風氣，在鞏固中央集權和加強皇權方面，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制度和風氣，卻又不免帶來兵疲將惰，積貧積弱的局面，最後終於促成了兩宋政權的滅亡。
　宋代之後，這種重文輕武的風氣，還一直繼續著，成為明清兩代封建社會的一個特點，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兩個朝代的歷史發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