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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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封建統治者往往有重文輕武的風氣。兩宋時期，這種風氣十分盛行，不僅在政治制度中明顯地反映出來，而且也成了社會普遍流行的觀念。宋朝兒童發蒙念的〈神童詩〉，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民間廣為流行的俗諺則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五代史漢平話》）
　然而，宋以前的唐卻不是這樣。對待文武兩途態度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宋之際封建社會特別是地主階級內部的變化。
　唐朝建立之初，多數高級文武官員出身於同一統治集團，還帶有北朝以來少數族統治者的傳統，出將入相，文武不殊途，將相得兼任。有名的大將李靖、李勣、侯君集等，遇有戰事，就統兵出征，軍事行動結束，就回朝任宰相、尚書等高級文職。房玄齡等著名文臣，也曾任過軍職。文官武將也可同時兼任，像李大亮就曾以右衛大將軍、右衛率兼工部尚書。從下層地主階級的出身進用之途來說，當時實行府兵制，選定了一部分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充當府兵。出征作戰，可以授勛，有了勛級，就可列入士族。儘管這樣的出身為舊門閥士族所輕視，譏之為「勛格」，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卻被唐朝政府正式承認同文學經術出身進用的官僚是平等的。
　唐朝中葉以後，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當時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逐漸形成了文武殊途和相輕的局面。
　這時，科舉考試逐漸成了選拔文官的主要方法。特別是以試詩賦雜文為主，被稱為「士林華選」的進士科，更是地主階級最嚮往的道路。從讀書應舉這條道路爬上去的文官集團，在地主階級內部逐漸享有了較高的社會地位。
　士卒和武將的出身和社會地位卻發生了與此相反的變化。隨著府兵制度的敗壞，府兵的地位越來越低。戍守邊疆的府兵久戍不歸，待遇惡劣；輪番派到京師宿衛的府兵常常成了貴族官僚家的變相僕役；勛級的給授越來越濫，享受不到原來規定的優待。府兵的別稱「侍官」，這時竟成了罵人的名詞。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紛紛逃避兵役，雇用貧弱農民替代。府兵制完全破壞之後，士卒主要來自召募，召募的對象常是破產農民和市井無賴。一入兵籍，就脫離生產，成為社會上的特殊階層，士卒成分發生變化，社會地位逐漸下降。
　軍隊的上層，也逐漸形成地主階級中的特殊集團。在地方上，割據一方的藩鎮的權力，實際上常由一批族姻盤結，結合牢固的武人集團所把持。置帥逐將，往往要由他們決定。被人與長安天子相提並論的魏博牙兵，就是著名的一例。在中央，主要武力｜｜神策軍為出身低微的宦官所掌握，也形成一特殊的武裝集團，實際上把持了中央政權。這些武人集團和以門第科學進用的文臣集團社會身分判然不同，文官武將的出身進用不再是一途了。文人不習武，武人不學文，成了當時的普遍現象。
　在地方由藩鎮割據和中央政權由掌握神策軍的宦官把持的情況下，武將的實權超過了文臣，而文臣的社會地位卻高於武將。雙方互相嫉視。唐文宗太和二年（八二八），劉蕡應賢良方正制舉對策，說當時的武將是：「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杜牧在《孫子注》序中說：「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從這些議論中，可以看到文武相輕的情況。
　從唐中葉以後的文武殊途和相輕到北宋的重文輕武，中間還經歷了一個重武輕文的階段，這就是唐末五代。
　這時，由於唐末農民戰爭給了地主階級以極沉重的打擊，瓦解了唐朝的統治秩序，藩鎮割據遍於全國，戰亂連綿，掌權的統治者都是，而且也只能是行伍出身，戰爭起家。皇帝不用說了，朝臣中，由武將擔任的樞密使，權勢超過原來官僚中地位最高的宰相。當時的宰相，則是「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鎮直視為衙官」（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八）。其他文職，就更無足論了。原來的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出身高門舊族的文臣，在唐末農民戰爭中受到沉重的打擊，「天街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無一半」，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大大下降。在此後的割據混戰中，他們的政治地位也日漸低落，在政府中不斷受到冷遇、排斥和打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