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 清朝末年的 東南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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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樹兔

清帝國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台灣日治時期的明治三十三年，一個世紀的起始，在北京發生大動亂。武裝排外的義和團運動愈演愈烈，慈禧太后擔心鎮壓將導致義和團將矛頭指向大清，採取姑息放任的態度，最終引來八國聯軍，包含俄、德、法、美、日、奧、義、英為主體的諸國來犯。之後，慈禧太后疑似誤信各國欲強迫她退位的傳言，向多國宣戰，創下前無古人的案例。

只不過，中央集權國家的領導者崩潰了、瘋狂了，不代表整個帝國的行政長官都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以上，便是「東南互保」的背景。拒絕與北京一同向各國宣戰的大臣，至少計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等人，陝西巡撫端方、四川總督奎俊等則表態支持，他們寧願自己跟外國人好好談判。

如何評價「東南互保」是一個關鍵的議題，反映讀者是法家思維，還是儒家思維。法家體制，要將權力收歸中央，因而張之洞、李鴻章等人的行徑等同「抗命」、「叛亂」，甚至是中央解體與地方割據的前兆。若從儒家的角度檢視，評價將徹底翻轉。《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提出的這一個說法，背後蘊含著對於一般百姓生命安全的重視。

張之洞、李鴻章等大臣，理解義和團不過只是長期中原本位主義下，一群扭曲心靈者的集合體。這些理性的大臣，透過切割中央的方式，成功地讓民眾避免受到戰火的波及，所謂「仁者為仁」正該如此。事過境遷，慈禧太后已經無力進行清算，順水推舟，稱讚大臣們：「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正確判斷形勢，客觀評估自己的實力，老成謀國，生民之幸。

義和團事件發生之後，北京還沒有向多國宣戰之前，大臣們就已經盤算著如何保持東南地區的穩定。等到詔命下達，李鴻章即回覆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換言之，我們不是要「抗命」，中央應該檢討自己為什麼下了一條「亂命」。大臣代表進一步與各國駐上海領事，商訂《東南互保條約》九條，「無論北方情形如何，請列國勿進兵長江流域與各省內地；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凡在轄區之內者，決依條約保護。」歐美文明較尊重條約，一旦簽訂，基本就安全了。

即使整個帝國將要解體，依然存在仁人志士願意承擔起責任。聖賢書，沒有白讀，「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