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諫臣見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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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陽

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中，提到明世宗晚年諱言儲嗣（太子），楊繼盛等人不知趣，偏偏上疏屢屢論及此事，因此招來殺身之禍；還提到了海瓊山（海瑞）因為批評嘉靖皇帝的過失，險些陪上性命的事兒：「海瓊山指斥上過失，語太峻，甚至亦坐絞，會世宗上賓，得出。」緊接著他又說到了某位御史請求穆宗放歸宮人，引發聖怒，倘若不是江陵公等人全力相救，最終可能被處重典的舊事。最後，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言官雖處不諱之朝。下語亦須裁審，乃知古來諫臣見殺，亦有時自取，非盡不幸也。」

楊繼盛是明朝有名的諫臣，但他的死到底是不是因為上疏建議嘉靖皇帝立儲存疑。但是海瑞因為批評嘉靖皇帝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缺失，因此被下大獄，最後因首輔徐階的鼎力相救，以及明世宗的突然駕崩，碰上朝廷大赦而僥倖保住了性命。而歷史上，臣子盡心盡忠地勸說皇帝這該注意、那該避免，可最終好心沒有好報，輕則丟官，重則丟命一類的事，經常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沈德符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即便是處於一個皇帝相對開明，願意納諫的朝代，作為臣下說話也需小心掂量；假如太過莽撞、太過率直，不懂得說話的藝術，那麼，就是「找死」了。

當然，從根本上來說，在一個屬於封建和專制的社會中，任何人與皇帝對話都得小心點，因為後者掌握著生死予奪的大權——哪怕是你出於非常善良的動機，為的是社稷民生的長治久安；像唐太宗能夠虛懷若谷、察納雅言，魏徵無懼皇權、善進忠言，這樣的君臣乃是特例。

在中國，歷朝歷代大都設有言官。而在明朝，言官無論是權力還是組織架構，可以說都已達到了歷史之最：從明朝初年的朱元璋開始，便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包括了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可以說，舉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範圍中。明朝這種「監督機制」乍看似乎相當完善，然而，從沈德符所列舉的嘉靖年間的數位諫臣的遭遇，我們便不難發現，這種監督機制存在著致命缺陷：處於最高層級的那一人，事實上沒人能夠進行有效的監督。

當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時候，所謂監督機制，也就變得荒唐可笑乃至毫無意義了。比如：晚明宦官專權與奸臣當道嚴重的程度，乃是中國歷史上所罕見，而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還不是因為他們擁有一柄保護傘——皇帝！

因此，在那樣的社會中，作為言官、諫臣，假如不能準確地揣摩聖意，不知道皇帝愛聽什麼不喜歡聽什麼，就是腦袋搬家也怨不得別人——這是咎由自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