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體概觀--談古代散文的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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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散文，主要是說理文。最初產生的諸子散文，大都為語錄體。而後才向有組織有結構，圍繞某一中心議題進行說理的議論文、論說文發展。語錄體，是指直接記錄講學傳道者的言談口語的一種文體。

《論語》就是孔子應答門人弟子的講學語錄，由弟子後學所記錄、纂集。其突出特點，是它不僅記錄說話者的語義，而且將表現說話者的口吻、語氣的虛詞，一併記錄下來，從而能顯示出人物的性情，而具有文學性。

《孟子》基本上也是一部對話語錄集，往往既記述孟子本人的言論，也記述他與之論的對方的言論，既記論辯的內容，也記論辯的過程。《孟子》言辭，辭鋒銳利，氣勢逼人，為後世論辯文的典範。《莊子》一書，分內、外、雑篇三部 分。一般認為內篇為莊子手著。内篇七篇文章，已是有標題的論文形式。《韓非子》、《筍子》的文章，層次清晰，論斷縝密，說理透闢，已是論說文的完整形式。

先秦散文，新穎多樣，各具特色，為後世各體散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漢代散文在先秦散文的基礎上更有所開拓，這就是紀傳體散文的出現和雜體文(奏疏、書牘、政論、碑銘、頌贊等)的勃興。

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了中國傳體史學，同時也開創了中國的傳記文學。它採取以寫人物為中心的手法來記寫歷史，較為完整地寫出了歷史人物的生平、遭遇和命運；並通過對人物言談、活動的具體刻劃，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

總之，《史記》因人立傳，集傳成史，同時借敘寫某些歷史人物寄寓作者的社會理想和愛憎感情，使歷史內容與藝術表現相結合，情文並茂，達到很高的成就。《史記》不僅是中國傳記文學之祖，同時對後世的記事文、議論文，以至小說均有影響。

漢代也是中國各類雜體文初步得到發展的時代。漢初，天下初定，百業待興，求治心切。一些從政的士人，往往利用奏疏、對策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實際上是一些優秀的政論文。如賈誼的〈過秦論〉 、晁錯的〈論貴粟疏〉。漢代還出現了一批有名的書牘文,即親朋間交往的書信體作品。如著名的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馬援的〈誡兄子嚴敦書〉，都寫得很有氣勢和性情，體現了劉勰論書牘文時所說的「條暢以任氣，優柔以舒」的特點，奠定了中國後世書牘文發展的基礎。

東漢建安時期，一些人則開始往往以善寫某類文體稱，如據載，蔡邕，孔融、曹子建等，或善碑文、或善書記、或善表文等，這樣， 就使散文各體都得到發展，並在文學史上占有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專以對偶、排比為特徵的文體，即駢體文，散文則相對地衰微。但也出現了幾部名著，如以描寫山川景物著稱的酈道元《水經注》，以生動記敘佛寺建築聞名的楊衡之《洛陽伽蘭記》，以及風格平易，親切動人的 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都是此期的代表作。它們對唐、宋時代興起的山水遊記、台閣名勝記和人事雜記等文體，都影響頗大。

唐、宋時期，相繼出現了兩場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實際上是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的運動。駢做爲一種文體自有其特點和成就，並不容完全否定。但它的末流却造成文風委靡和形式的僵化。以韓愈、柳宗元，以及後繼的宋代歐陽修、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等人為代表的所謂「古文運動」，雖以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傳統為號召，實際上是散文的革新，他們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辭」，既是散文語言的革新，同時也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古代散文的各種文體，如傳統的碑銘文、論說文、傳狀文、哀祭文、雜記文等，在當時著名的古文家手中，都不斷有所創新。如韓愈在傳統的論說文中，又開創了「原」、「解」各體；在序文中，又開拓了贈序文體；並以善寫墓志銘著稱。柳宗元在雜記文中，開創了山水遊記；蘇軾、歐陽修等，在漢賦、駢賦的基礎上，又發展出具古風格的文賦等等。不僅如此，更重要地是他們普遍運用文學的構思，語言的修辭，以及謀篇的技巧、音節的頓挫等各種手法，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古代散文的藝術性，以至使某些傳統的應用文、公牘文，也成為文學佳品。唐、宋散文、上繼周、秦、兩漢，下被元、明、清，是中國古代散文文體臻於完備而極為發達的時期。

最後，附帶談一下古代的筆記文。筆記文，是一種隨筆而錄，雜談瑣語性質的散文。因其內容廣泛、駁雜；故又稱雜文或雜記；又因其隨筆而書，不拘形式，故又稱隨筆。舊時更為習慣地稱之為「筆記小說」。但這裡「小說」一詞，乃是雜談瑣語的意思，與我們現今理解的「小說」不同。中國自魏晉以至明、清，筆記著作浩如煙海而性質亦頗為駁雜。但統觀全貌，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大類：一是小說故事類，主要是一些情節簡單、篇幅短小的故事。二是野史舊聞類；主要是一些史料性質的筆記。三是叢考雜辨類，要是學術性的讀書札記，或證經考史，或說詩評文，雜考名物，多屬治學中的一得之見。四是雜錄叢談類，這一類要是寫人情、記風土、談時俗、探技藝等，以至或述對某事之感觸，或記一時之興致，其中包括記事、說明、議論、抒情各體，特別顯示出筆記文的豐富多采的文學特徵，是中國古代散文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散文十分發達，且由於形式、功能各殊，體式亦繁複多樣。但在中國古代散文領域，文學和非文學的界線往往不是那麼清晰，例如早在先秦時代，散文就已充分發展，但它是與學術文、公牘文、應用文結合在一起的(所謂文、史、哲不分)，並非是一種獨立的審美形態。而在以後的發展中，散文作品仍多秉承了這樣的特點，純審美性的散文雖也有出現，而在許多情況下仍是將應用文、學術文加以文學化。這就對治文學史者如何界定範圍，即劃定文學散文和非文學散文造成了困難。

實際上，我們既不能將古人的一切「都劃入到文學之內；也不能以現代意義上的審美性為標準，無視中國散文發展的民族特點，將一切學術文、應用文一律加以排斥。例如中國古代的論辯文，奏議文、詔令文、傳狀文、碑志文、哀祭文，其中既有不少可讀的散文佳作，但也有許多毫無文學性可言的文字。因此治中國散文史者，除辨體之外，具體分辨文章的文學價值，也是不可少的任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