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瑣談】浙大校長竺可楨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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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智

到了抗戰後期，因為日軍的經濟封鎖，造成國府在大後方的物資缺乏，因而產生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由於浙江大學在戰時西遷至內陸省分的貴州，從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日記裡，可見公教人員以薪資維持一家生計，已經出現了困難。

以一九四二年的日記為例，竺可楨在一月六日自言，就任浙江大學校長五年以來，均支領簡任官三級薪，月薪六百元，但是同等級的武漢大學、中央大學，均為簡任官一級薪。雖然竺可楨一開始對自己的薪水低人一等不願計較，但是近日收到公文，得知四個學院以上、二十個學系以上者的大學校長，公費有三百元至四百元，但他的公費過去只有兩百元，忍不住在日記抱怨「亦過少矣！」

四月十四日，他表示自戰前至今，委任公務員的薪資四十元，如今收入伴隨通貨膨脹增加至十一倍，薦任官增加為兩倍，但是簡任官僅剩百分之五十，特任官更少到百分之二十五。這段描述顯示高階公務員看似薪水較為優渥，但是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反而更深。

從日記觀察當時的物價，更能體會當時公教人員的薪資，想要維持生活並不容易。如四月十三日，昆明的肉價每斤十三元，每市斤的米約五、六元，雞蛋比較便宜，每個只要五角。五月二十一日，湄潭的米價每斗五十七、八元，遵義六十二、三元，貴陽六十元。到了五月二十八日，由於近來物價飛漲，白糖每斤十四元，比戰前增加百倍。

其實，國府也知道公教人員的生活困窘，因此給予各種補貼。十一月四日，教育部先後發出兩次教員獎助金，總計各一萬五千元，共三萬元，凡是一家五口以上的教員，均可得到資助，領到八百元者四人、四百元者十四人、兩百元者三十人。

十一月二日，竺可楨收到教育部轉來蔣委員長饋賜的三千元。這段紀錄頗有意思，蔣中正基於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禮遇，以個人名義送給竺可楨的這筆錢，高達他五個月的月薪。

竺可楨的經驗並非特例，十一月二十八日記載，知名史學教授張蔭麟過世後，蔣委員長致送賻儀萬元，教育部並發給喪葬費五千元，這些金額都遠比教授月薪為高。

有意思的是，在這個薪水不夠用的戰爭年代，也有人找到賺錢的門路。根據七月十八日的日記，竺可楨得知中研院氣象研究所的同事（他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曾任氣象所所長），有人去廣州灣購得製電燈用的鎢絲百餘圈，計四萬九千公尺，每公尺買入成本一‧四元，回到桂林賣給中央無線電廠，每公尺售價四‧五元，每公尺淨賺三‧一元，共可賺得約十五萬元的淨利，連竺可楨都驚呼：「真所謂生財有道矣！」

正因如此，竺可楨在九月三十日的日記感嘆：「自抗戰以來，有若干教授因經濟孳孳為利，有若干已正式由士而商。在校者常與學校較錙銖，此亦抗戰時特有之現象，但大多數教授則均能以義為利，差堪告慰耳。」由此可知在抗戰後期，即使經濟困難，大多數的教授依然不受利誘，過著安貧樂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