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當即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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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陽

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唐太宗李世民對侍臣們說：「臣子對帝王，常常只順從他的旨意，用好聽的話來博得他的歡心。但現在我要聽聽自己的過失，你們盡管坦率的說出來。」散騎常侍劉洎說：「陛下每次和大臣們共商國事，或看奏疏，如果發現他們的意見不合己意，就面露責備的神情，結果提意見的大臣無不面帶慚色退朝。臣認為，這樣恐怕不是鼓勵大臣們提出意見的態度。」唐太宗說：「對此，我會當即改之，馬上修正這個毛病。」這是唐人吳兢在《貞觀政要‧卷六‧論悔過》中記載的一件事。

身為人君的唐太宗，對於臣子一味順從君主的想法，想方設法討得其歡心的做法，無疑是深知這麼做可能產生的重大危害，所以他讓他的臣子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身為顧問官的散騎常侍劉洎，非常直率、毫無不客氣的指出了他的問題。

像劉洎這樣緊接著唐太宗的話，指出其言行之間矛盾的臣子，恐怕也只有在貞觀年間才有可能出現。因為對於更多的封建帝王來說，他們可以讓人大膽進諫，指出自己的問題與不足，幾乎都只是做做樣子而已，並非真的希望聽到臣子的批評意見；也可以說，他們未必會真的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百姓的幸福，可以犧牲自己的形象。在這樣的風氣助長下，做臣子的若是足夠機靈，就會借機高歌一曲誇讚皇上，而不是馬上把他的問題擺上桌面。

但是，從唐太宗登基之日起，無論是誰向他提出意見，他幾乎都能虛心接受，進諫者還可以獲得絲綢一類的物質獎勵，甚至越級提拔。

正因為如此，他的身邊圍繞了以魏徵為代表的一眾忠臣、諫臣。因此，唐太宗在絕大多數重大決策上，很少犯錯，因而有了「貞觀之治」，將大唐王朝帶向繁榮與昌盛。

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察納雅言的胸懷，和當即改之勇氣的皇帝少之又少，更多的是，做皇帝的往往是在圓睜雙眼怒氣沖沖回應臣子的進諫，讓人從此噤若寒蟬；做臣子的則不會把君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類的勉勵當真，而是以高唱讚歌的方式作為回應。長此以往，這樣的風尚，將可能把國家帶向危險的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