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大西南】 中國西南土司制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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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出谷司馬

或許打從一開始，中原王朝就沒有真正信任過邊疆的土司，只是因為力有未逮而不得不對他們的態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們從當代留下來的貴陽府地圖及土司府邸的情況可知，政府還是希望就近掌控邊疆的土司，甚至規定土司得在貴陽的府邸辦公，不能隨便回家。當然，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把地方上的事務收歸國有，讓國家派官員治理邊疆，對於當權者而言自然放心許多，這就是所謂的「改土歸流」政策。

「改土歸流」的意思，是把少數民族的「土官」改為中央派駐地方的「流官」，但是這樣的舉措如果貿然施行，一定會遭到少數民族的反對。因此，為了堂而皇之的改土歸流，朝廷總是會找些理由來廢除土官，改換流官。例如明朝永樂 十一年（一四一三），在貴州東部地區的思南、思州宣慰司因彼此仇殺生亂，朝廷派兵鎮壓後便廢了這兩個宣慰司，設立貴州布政使司，貴州建省由此開始。

後來又有貴州的大大小小土司接連起兵對抗中央，最後都被中央軍隊一一剿滅，這些地方漸漸成為國家的領土，由流官來治理。直到清朝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水西土司安聖祖去世且沒有後代，朝廷順勢廢除水西宣慰司，結束了貴州一帶的土司統治制度。

然而，像是雲南一帶距離中央更邊緣的區域，還是有一些具有土司頭銜的土官，他們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還在地方上發揮不小的影響力；民國以來，由於這些土官仍然保留世襲制度，因此不少人批評這些土官是「封建遺毒」。像是掌握雲南爐房山銀廠的班洪土司，不但父死子繼，甚至當地都尊稱其為班洪王，儘管民國以來改為「總管」並改授「班洪總管土司」的印信，但在地方上還是稱他為「王」居多。

改土歸流政策的執行，使得以土司為領導中心的權力結構受到衝擊，卻不能立即改變西南地區「夷多漢少」的局面。儘管中央試圖以移墾的方式將漢人移入，但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間，漢人仍然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可是現在沒了土官，流官又無法真正控制地方，只好又回頭仰賴地方上的重要人士來協助管理；中央雖然未給予正式的編制，但是地方上都稱這些人為「土目」，大約到清代中後期，土目儼然成為新一代的土司，只是沒有官方任命而已。

與土司的時代相似，土目與國家之間存在一種委託人與被委託人的關係，但是兩者之間的權力與重要性是不對等的；夾在國家與少數民族之間，土目必須發揮上下聯繫的功能，在沒有國家正式賦予權力的情況下，土目的權力大小就變得因地而異。

有的土目掌握地方上的租稅權力，甚至弱勢民族還必須對土目交租與服勞役；但也有比較開明的土目，會跟其他少數民族平起平坐。所以，在清末到民初的中國西南地區，統治者與土目、少數民族三者之間的三角關係，成為改土歸流政策以後的政治與族群結構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