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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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為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避）禁。││《史記‧秦始皇本紀》引李斯言


李斯，戰國後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又是先秦法家理論在秦的實踐者，他的思想主張和政治活動，是跟秦朝的興亡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李斯是楚國上蔡（今屬河南）人，生年不詳，卒於西元前二○八年。他出身於平民，年輕時曾為郡小吏，與韓非一同師事荀況，學帝王之術，學已成，見六國皆弱，不足以建功立業，乃投奔秦國。初為秦相呂不韋舍人，呂不韋重其才、任為郎（衛士），後又被秦王政任為客卿，繼而升為廷尉。秦始皇時任丞相之職，始皇死後，輔助二世胡亥，與趙高合流同汙，偽造遺詔，迫使皇長子扶蘇自殺，為趙高所忌而被捕下獄，後處死。
李斯在秦始皇當政的整個時期，一直處於輔佐地位，協助秦王政令制定和實施對六國各個擊破的戰略。統一中國後，在建立和鞏固專制集權制度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斯的著作和言論流傳下來不多，大多保存在《史記‧李斯列傳》和《秦始皇本紀》中，其著名政論文││《諫逐客書》善於運用比喻，語言形象，音節鏗鏘，具有戰國時縱橫家文章的特色。魯迅先生評價說：「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作為法家路線的實踐者，在輔佐秦始皇鞏固國家統一過程中，力主法治，並主持了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等工作。「事皆決於法」成為秦統治者的宗旨，而法又皆決於上，所以有「事統上法」的說法。李斯跟隨秦始皇巡行天下，所到之處刻石歌頌秦始皇的功德，集中一點就是強調法治，《泰山刻石》有「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瑯邪刻石》道：「端平法度，萬物之紀，……除疑定法，咸之所辟（避）。」《之罘刻石》說：「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說明秦時統治者把法家的法治提到無可復加的地步，把一切歸於「聖法」。鑒於戰國以來律令異法，秦始皇命令李斯制定統一的秦律推行全國，從《秦簡》可見，秦法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各方面「皆有法式」，強求全國上下一律遵守。
在推行法制過程中，李斯是一位重刑主義者，他繼承了商鞅、韓非的「力術」統治原則，主張嚴刑峻法，輕罪重刑，他說：「故商君之法，刑去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所以秦王朝統治是苛法在前，刀劍隨其後，形成當時秦國「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景況。據統計，處刑的人要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穿囚衣的人到處可見。《秦簡》記載了這麼一條法律，很能體現李斯的「深督輕罪」理論，律曰：「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右止（趾），有（又）黥以為城旦。」
秦朝建立後，為了對文化思想實行統一，頒布「焚書坑儒」政策，李斯在其中起了關鍵的作用。西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主張師古，學周代分封諸侯制度。當時為丞相的李斯當場指出：師古不可以提倡，各國方法因時而變；諸生的師古言論是以古非今，擾亂現行政策；私學往往議論當今政令，混淆視聽，惑亂百姓，應當禁止；必須維護皇帝的權勢，統一思想，取締言論自由。並向秦始皇提出「焚書」的建議，秦始皇即支持李斯建議，發布了「焚書令」。
《焚書令》的內容基本上是李斯提出的，它規定除了《秦記》及有關醫藥、卜巫、農林的書籍外，餘者限三十天內交官府燒毀，逾期不交，「黥為城旦」。如果繼續談論儒家經典者處死刑（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刑處之；官吏知而不揭發同罪處理；私學取消，若要學習法令以官府法令為准；接著，在全國大肆燒毀書籍。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
焚書的第二年，在全國進行「坑儒」，把「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很大，也是秦王朝殘暴統治的表現，而李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荀子在《議兵》篇中批評李斯不行仁義，但李斯並沒有接受老師的批評，固執己見，罪責難逃。我們現在評價李斯，也應該看到他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正如明代李贄所言：「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