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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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昭宣帝時朱溫掌權，朝臣中凡屬高門華冑或科第自進，任官較高，聲名較著的，多被貶逐，朝中所謂縉紳之士為之一空。其中宰相裴樞以次的卅多名重要文臣，貶斥以後復遭集體屠殺，投屍黃河。這時州縣官吏，多由武人充任，各地藩鎮幕僚，也動輒遭受凌辱乃至屠戮。一時重武輕文的風氣大盛。後晉禁軍大將李彥韜常對人說：「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但是，就在這種極度的重武輕文的政治風氣之下，唐中葉以來所發生的武人出身和社會地位的變化卻仍在悄悄地繼續著。
　一個變化是，長期的戰爭和割據的局面，使得士兵的補充不能僅靠召募，更主要地是強迫徵發。殘酷的戰爭，惡劣的待遇和嚴苛的軍法，迫使士兵大量逃亡。為了防止逃亡，便於緝捕逃兵，軍閥們在士兵臉上刺上軍號，以與一般平民相區別。這樣，一入軍籍，終生服役，難於改業。
　另一個變化是，唐中葉以後形成的那些結合牢固的武人集團，經過農民戰爭的打擊和以後的長期軍閥混戰，逐漸瓦解消滅了。
　原來把持北方的地方藩鎮實權的武人集團，例如唐中葉以後有名的河北三鎮軍隊的核心，在唐末五代的戰爭中次第消滅了。烜赫一時的魏博牙兵，在汴梁和太原兩大勢力長期拉鋸混戰中間，遭到兩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兵將及其家屬死亡殆盡。其他舊藩鎮的軍隊，一有變故，亦常被屠戮，甚至族誅。在鎮壓農民戰爭和以後的割據混戰中興起的新藩鎮主將，憑藉的不再是舊藩鎮那樣的族姻盤結，長期結合的武人集團，而是從部下選拔親兵，或用收養義兒的辦法建立自己的腹心武裝，以此來控制軍隊。軍隊駐紮的地點，也由於戰爭的頻繁和各支割據勢力之間的聚散無定，倏起倏滅而時常變換，一般難以長期有固定的地盤和固定的財政收入。將領維繫軍隊主要靠賞賜和允許他們得勝之日大搶大掠。比起唐中葉以後的那些舊藩鎮來，這些割據武裝的內部聯繫比較鬆散，軍士常因賞薄或受財貨引誘而譁變投敵，割據性也削弱了。
　在中央，原來控制唐代中央軍隊的宦官集團，被以朱溫為代表的新藩鎮武裝消滅了。從朱溫開始，五代前半期的皇帝大多是憑藉地方割據勢力起兵入京的。事成之後，他們帶來的武裝就成了中央禁軍。因此，中央禁軍也就具備了前述藩鎮武裝的特點：軍權不再由結合牢固的武人集團掌握，主將控制軍隊主要靠義兒和親兵；維繫軍隊的主要辦法是賞賜和縱其搶掠。
　又一個變化是，控制中央的五代中央政權在長期割據混戰中逐漸取得了對它版圖內的地方割據勢力的優勢。唐末和五代前半期，河北、山東、河南的舊藩鎮以及以唐代禁軍殘餘勢力為基礎的陝西割據勢力都次第消滅。能同建都在汴梁或洛陽的中央政權相抗衡的，只剩一個太原的割據勢力，新的王朝、新的皇帝，往往在汴梁太原兩大勢力的戰爭中產生。五代後期，太原的勢力也衰弱了，中央禁軍成了國內最強大的力量，新的皇帝不再靠地方割據勢力，而是由中央禁軍來擁立了。郭威建立後周，柴榮當上皇帝，趙匡胤陳橋兵變，都是如此。
　從後周建立開始，黃河流域的政治局面逐漸澄清，全國統一的趨勢和與統一趨勢相適應的中央集權的趨勢增強了。在這樣的歷史形勢下，後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榮開始採取一系列集中權力和安定封建秩序，鞏固自己統治，促使全國統一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限制武將權力，重用文臣。
　鑒於禁軍（當時稱為侍衛親軍）的驕悍，郭威即位後，即設法使主要的禁軍將領出就外藩，以減少其對自己統治的威脅。同時又從侍衛親軍中選拔精銳，組成殿直軍，或稱殿前軍，由親信充任。柴榮即位不久，即借口對北漢的高平戰役中某些將領違令敗逃，斬禁軍大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給予素號難治的驕兵悍將一次沈重的打擊。此後，又從禁軍中選拔精銳，和召募所謂天下豪傑，以為殿前諸班，作為自己的嫡系武裝。這樣，地方藩鎮武力相對削弱，中央禁軍強大了，而皇帝對禁軍的控制也相對地加強了。
　另一方面，則獎用文臣。郭威即位，即親近文臣，求文武上章言事，甚至不顧屬下反對在祀孔時親自跪拜，以示對儒者的崇敬。柴榮即位，選舉人才，文武兼用，一時文臣如范質、王溥、王樸等人，紛紛受到重用。柴榮閒暇時常召儒者讀講前代史事，商榷大義。武將不再是朝中唯一的最有權勢和最尊貴者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