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崇玲
荷蘭畫家哈勒曼特作品〈羅馬玻璃瓶裡的山楂漿果〉,迎著光,鮮紅欲滴的山楂最令人驚豔,顆顆珠圓玉潤、姿態橫生,但與之相對的卻是支撐起滿把豐盈的枯枝與其三五黃葉。
孫犁亦如是,以多病多愁六旬之身,在人生下半場寫出名山之作。
孫犁(一九一三—二○○二)原名孫樹勛,河北安平人,對日戰爭爆發就參加抗戰,在延安時即有文名,其早期作品在思想與人物塑造上稍嫌膚淺扁平,但純淨溫暖的文字、若有似無的情意仍為戰爭時代帶來水鄉的潤澤,是荷花淀派創始人。
早期小說代表作品《荷花淀》中,最佳的場景,莫過於幾個女人找不到參戰的丈夫,正划著船「在心裡罵著自己的狠心賊」,卻看見日本大船緊追在後;女人們駕著小船「活像離開水皮的一條打跳的梭魚」,船「就像織布穿梭,縫衣透針一般快」,「最後,努力的一搖,小船竄進了荷花淀。幾隻野鴨撲楞楞飛起,尖聲驚叫,掠著水面飛走了。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聲!」孫犁為這險惡的一幕寫出形象化的詩意與美感。
作家「十年荒於疾病,十年廢於遭逢」,憂鬱症與文革使他擱筆二十年,但病與苦,卻使他在之後的十六年間,誕生出《耕堂劫後十種》,十本書,本本帶著生命的重量。
〈亡人逸事〉寫妻子過世前,仍為他當年送她兩丈花布而感到幸福,文字樸素,情意十足,但孫犁不以好丈夫自詡,他自承「有許多事情對不起她……在夫妻情分上,我做得很差。」〈無題〉更化身為男主角,為自己「壯年遠行,背井離鄉,拋捨老父老母、青春髮妻、幼小兒女」而懺悔、痛苦,甚至為死後將面對亡妻責難而恐懼。
歷來男性作家少有如此坦承者。
論及文革,孫犁確實寫了許多人與事,如江青時代的紅人〈王婉〉,寫她在延安時的熱情與大方,寫她丈夫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夫妻被迫離婚,寫她帶著蘋果來探望,孫犁與她相對默然,寫她在文革初期臥軌,寫她蒙江青重用,最後寫她自縊身亡。好友說孫犁寫王婉筆觸極輕,似是不忍批判,「仍然是有感情的」。
老人從不美化自己,〈一九七六〉藉老革命變成反革命的老趙自況,自殺沒成漸漸跟眾人一樣小奸小惡偷東西,靈魂不知不覺沉淪了,「只有在夢裡,他才好像清醒著,在白天,他是麻木不仁的。」孫犁點出人在囧途不只面對外在險惡,更有內在道德危機,他寫道:「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如此深切的悔改難道不是真正的良善?
孫犁老年絕交息遊,但〈春天的風〉描寫一位有精神宿疾的女孩敲開他家大門,老作家放下筆聽她說話、鼓勵她,與她分享過去生病種種以慰解女孩。事後自言:「今日雖稍誤作業,然能安慰一有病女郎,較之文事,其意義為大矣。」其心柔軟寬闊可見一斑。
晚年孫犁不只寫真寫善也寫美,太湖的〈黃鸝〉之美是一種極致,「他們啼叫,是要伴著春雨、宿露;他們的飛翔,是要伴著朝霞和彩虹的。」其美富意境,生命與自然和諧為一。
〈殘瓷人〉亦見孫犁對美的用心,他悉心修復被砸破的小瓷人,但修好後卻不忍賞玩,因為一生經歷太多殘破了。
很想安慰孫犁,殘破是無以避免的,或許家國、文化,甚至我們自己,都需要經歷破壞,於是我們可以在重建的過程中成長出新的反省、新的眼光與新生命。
劫難中那修復殘瓷之心如此美好,那在老邁苦難中所生出的篇篇佳作在光中搖曳生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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