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評析】 忽必烈的漢地思考
文／尚智元朝是中國史乃至於東亞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為日本學者村上正二所稱中國史上第一個由游牧民族所建，且完全占有漢地的「征服王朝」，亦是東亞史上版圖極大的一個帝國。
元朝作為一個征服王朝，具有揉合蒙漢以及牧農二元體制的特殊性質。以元朝皇帝即位儀式而言，便是實行漢制與「國禮」（即蒙古舊俗）兩套禮法。
蕭啟慶院士表示：「忽必烈不只是元朝的『皇帝』，而且是『大蒙古國』的『可汗』（Khaghan），完全揚棄祖制，順從漢俗，則其政權的合法性便會發生問題而受到蒙古貴族的抵制。因而忽必烈及其子孫從未能將元朝的政制完全官僚化與中央化。封建制與官僚制的並存便是蒙漢兩種政制涵化的結果。」
可惜我們一般人對於元朝的認識，仍是相當粗淺而片斷的。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從當時蒙古人的角度來看，蒙古國號Yeke Mongghol ulus始終不變，而漢文名稱從成吉思汗創立的「大蒙古國」到忽必烈創建的「大元」，反映出蒙古從游牧國家到中原王朝轉變的完成，兩者之間國家體制有何轉變？似乎至今仍無較為具體深入的解釋，也是本文的問題意識。
大蒙古國到元朝的國家體制變遷，具體而微的顯示在蒙哥汗時代，蒙哥汗與忽必烈對於治理漢地（即長城以內的各州縣）的歧見。
歷來史家對於蒙哥汗與忽必烈兄弟二人的關係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蒙哥汗充分信任忽必烈，治理漢地的歧見是漠北蒙古貴族進讒言所造成的，但蒙哥汗並未減少對忽必烈的信賴。另一種觀點指出，兩人對於治理漢地的確有歧見存在。
姚從吾表示：兩人對於治理漢地的歧見在西藏國師那摩等人居中調解下才復歸和好，強調檯面上人物的調解之功。實際上，兩人的歧見背後隱含著兩種政治體制的衝突，有其結構性因素，而兩人的和解亦有更為深層的因素，值得加以探討。
一二五一年，拖雷系的蒙哥汗從對窩闊台系的激烈爭鬥之中，取得大蒙古國汗位。蒙哥汗即位後，給予兩位弟弟經略重任，對忽必烈「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並「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在蒙哥汗的治國格局中，如果旭烈兀是他治理西域的右手，忽必烈便是治理漢地的左手。
忽必烈久居漢地，因為童年時母親的教養，以及青年時在漢人幕僚的輔佐之下，相較於居於漠北的蒙古貴族，他對漢地風土甚至於儒家思想都有較深一層的認識。
但不可否認的是，忽必烈身為一個蒙古人，不可能全盤接受漢人的生活方式與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只重用漢人幕僚，實際上，他願意起用不同民族及宗教背景的人才。
姚從吾指出：忽必烈採行漢化，純為恢復漠南漢地的秩序，是配合蒙古帝國的兩元政策；忽必烈是重用漢文化，尊崇漢文化，但不是投降漢文化。
簡而言之，從成吉思汗創立的大蒙古國，轉變國家體制為忽必烈創建的元朝，背後就是以這樣的漢地思考為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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