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體概觀--談古代散文的流變
中國古代散文十分發達，歷史悠久，體式多樣。但中國早期並沒有「散文」這一名稱，只泛稱為「文」或「文辭」。待中古以後，文壇上出現了一種以對偶為特徵的文體——「駢文」以後，為了與這種講對偶、重辭藻的新文體相區別，才出現了古文、平文，以至散文的名稱。如韓愈〈題歐陽生哀辭〉云：「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宋朝沈括《夢溪筆談》：「往歲士人，多尚對偶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四六（按宋稱駢體文為四六文）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可知中國古代散文乃是與駢文相對而稱的。正是因為這樣，它與現代文體分類中的與詩歌、小說、戲劇並列的所謂「散文」，在涵義和範疇上有所不同，往往是指一切散行以達意的文章，不專指文學性的創作。當然，從中國文學史上看，散文文學有一個發展過程。早期散文多屬實用性和學術性，即作為古文化的載體而出現的。隨著文學和文學觀念的發展，散文才逐漸形成為文學上的類型。
散文的產生和發展，與詩歌不同。散文作為書面文學產生在文字發明以後。從甲骨卜辭的發現，則可以確鑿地證明，至遲在殷商時代中期中國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時也有了用文字記載的書面文獻。文字最早在民間萌生出現，但後來卻落到巫史手中。中國早期的書面文獻，就是巫卜記事散文。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是商代王室進行占卜時鐫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簡短記錄，這些卜辭少則幾個字，多則百餘字，記錄了當時占卜的內容和結果。這些簡短的文字，雖然既不成章，也不成篇，但還是片段地記載了關於當時祭祀、戰爭、狩獵和王者各種活動，它們是中國最早記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態。
中國古代還有一部關於占卜的書《易經》，《易經》中的卦、爻辭產生得很早，其中多有產生於商末周初的文字。封、爻辭中的記事雖然也很簡短，但比起甲骨卜辭已趨完整。有些已頗形象或富哲理，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這大約是用羊撞入籬笆的描寫，比喻人在生活中由於做事莽撞而陷入進退失據的窘境。「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是用老虎捕食寫人的私欲和野心，都十分生動而形象。因此，《易經》中的文辭，是我國古代散文萌芽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階段。
巫卜記事散文之後，首先發展起來的是古代歷史散文。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原始社會裡，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中國開始修著史書的傳統開始得很早。據記載，古代王室很早就有史官的設置，班固《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樣歷史散文也就很自然地分為兩類：一是記事體，一是記言體。
中國最早出現的一部記言體歷史散文是《尚書》。《尚書》即上古書契，文獻的意思。它們大都是由史官執筆記載的官方文告，其中有詔令、誥言，訓辭、誓辭和政事語錄等，主要用記言體寫成。按後世文體分類講，它們多屬於詔令文、公牘文類。這些文章體制，一直對後代中央王朝的公文有深遠影響。
商代、西周是否另有記事的史書，因文獻有缺，已經不可知。但當時有一種鑄刻在鐘鼎器物上的文字，稱為銘文。它們大約也由史官撰寫，內容或記戰功，或記賞賜，或頌祖德。殷代銘文一般簡短，西周則漸繁多，如著名的《毛公鼎》所刻銘文已長達近五百字。這些記事文既是歷史文獻，又是後世器物銘文和頌贊體文章的遠源。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思想活躍，學派眾多，一些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政治家的論著，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這些散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記述歷史史實、事實，以及歷史人物為主的歷史散文。一是以議論、說理為主的論說散文，又稱諸子散文、從性質上講，這兩種散文還都屬於學術著作，但由於這些著作者們在記事或說理中注意語言技巧，注意邏輯、修辭，以至謀篇構想，有時還調動許多形象化的手段，從而使這些著作同時具有了一定的文學價值。
這一時期出現的史學著作，已有了新的面貌。如出現了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春秋》是取春秋代序為一年的意思，相傳為孔子所撰。全書系年記事，有條不紊，語言也樸實而精確，簡明而曉暢，比起「佶屈聱牙」的《尚書》散文，顯示出一定的進步。
《左傳》又稱《左氏春秋》，它仿照《春秋》一書體例，編年敘事，但規模龐大，近二十萬字。文筆丰采，更富有創造性和顯著的文學色彩。值得提到的是《左傳》在記述社會生活和歷史人物活動時，往往把當時流行和使用著的各種文體也引錄下來，這就大量地提供了歷史上的文體資料。如宋代陳騤在他所著的《文則》中，就曾經說：「考諸《左氏》，摘其英華，別為八體。作者觀之，庶知古人之大全。」陳騤所列舉的八體是：一曰「命」，二曰「誓」，三曰「盟」，四曰「禱」，五曰「諫」，六曰「讓」，七曰「書」，八曰「對」。其實還可以補充不少。如晏子之論「和同」，穆叔之論「不朽」，則屬論辯體；虞人之箴，正考父之鼎銘，則屬於箴銘體；魯哀公孔子之誺，則屬於哀祭體等等。
這些文體通過《左傳》的錄存，為後世諸多文體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同時也說明中國繁富的文體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萌芽，而且已有了相當的發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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