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評析】蒙元治理漢地路線之爭
文／尚智一二五一年，大蒙古國蒙哥汗即位後，弟弟忽必烈成為他治理漢地的左右手。
忽必烈以開平（又稱元上都，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作為經營漢地的根據地，並在漢人幕僚的輔佐下，於邢州、河南、關隴等地試行漢法的治理。此舉使得忽必烈在漢地的聲望逐漸提高，姚樞甚至說：「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雖然有逢迎拍馬之嫌，但不可否認的是，蒙古滅金以後，「漢地不治」的情況相當嚴重，忽必烈以漢法治理漢地的作法，相對容易獲得漢人民心的支持。
不過，也造成有人向蒙哥汗進讒言，狀告忽必烈不軌，罪名有二：一是「王府得中土心」，二是「王府人多專擅不法」。前者是指漢儒對於忽必烈有所期待，元代儒士郝經便說：「今主上在潛開邸，以待天下士……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後者是指蒙哥汗與忽必烈在財政上的爭奪，例如馬亨欲將課銀五百鋌，輸往忽必烈幕府，引發蒙哥汗的不滿。
這兩項罪名，也是蒙哥汗與忽必烈對於治理漢地的兩大歧見：在政治上，忽必烈頗孚眾望，進而有「中國之主」的聲望；在財政上，忽必烈的幕府擅自取用部分稅收。政治與財政上的衝突，直接威脅到蒙哥汗本身政權的統治權威，一二五七年，蒙哥汗便作出兩個反應：一是「遣阿藍答兒大為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結果「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也就是蒙哥汗企圖奪回忽必烈原本居於漢地的民政及財政大權。
另一事於《元史》未記，《集史》較為隱諱，僅稱：「忽必烈奏言休息已足，奈何坐視蒙哥合罕親率師出征而已家居安息乎。」姚燧〈譚公神道碑〉說出真相：「宗親間之，遂解兵柄。」忽必烈因為「宗親」進讒，被蒙哥汗解除兵權，並拒絕他參與遠征南宋的戰事。
細觀《元史》，蒙哥汗與忽必烈對治理漢地的看法，並非只存在歧見。蒙哥汗於一二五七年出師南征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而忽必烈「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一二六○年的即位詔亦說：「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可見兩人都知道漢地不治的實際情況，所以，蒙哥汗才讓忽必烈掌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希望忽必烈能有所作為。
事實上，忽必烈在漢地施用漢法，主要遭受二股反彈的壓力：一是上述提及的「宗親」，二是「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的所謂「奸臣」。最後，導致兩人對治理漢地的政策產生歧見，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是蒙法與漢法兩種政治體制的扞格不入，甚至在忽必烈即位後，仍然無法消除。例如，西北藩王曾經遣使入朝，質問「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
但是，蒙哥汗身為大蒙古國的最高統治者，雖然與漠北的蒙古貴族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但雙方的利益不必然完全相同，相對而言，蒙哥汗與比較理解漢地的忽必烈也有共同的利益存在。因此，這是兩人最終還是合作治理漢地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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