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評析】清末成都的社會改良
文／尚智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經歷劇烈的社會變遷，然而四川成都地處內陸，相對於沿海城市，所受到的西方衝擊較小，因此保留了更多的傳統成分。透過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讓我們認識了近代中國的另一個面貌。
作者指出，城市的社會改良者（social reformers）受到西方或日本的影響，對基層百姓原本的公共行為不滿，試圖創造新的公共空間與娛樂活動，譬如辦展覽會與公園。
當時推動成都的社會改良主要有兩股力量：一是肇始於十九世紀末的「維新」運動，是由非官方的精英分子領導；二是二十世紀初清朝政府積極提倡的「新政」。這些社會改良者分成兩類：一類人如周善培曾任警察局總辦、勸業道，是掌握政治權力的改良者；另一類人，如傅崇矩兼學者、出版者、作家和記者於一身，是沒有官方身分的改良者，他們的組成比較複雜，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與改革方案，但是大多注重教育和工商業。
多數的社會改良者認為，傳統是愚昧落後的，西方文明被視為新價值的象徵，他們欲以政治力量改造城市，因此基層民眾成為被改良的對象，如「敬財神」的傳統信仰，原本是基層民眾的精神寄託，在社會改良者眼中，卻成為所謂的迷信活動。
在推動社會改良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採取現實的態度，例如利用當時男性的大男人主義，暗示如果讓自家婦女看戲的話，就是「作不了女子主」。這些精英談到戲曲改良時是改革派，談到婦女進戲院時，搖身一變成為保守派，顯示他們在新舊之間的自我矛盾。
二十世紀初，新式交通工具如自行車、汽車陸續出現，好事者把汽車稱為「洋房子走路」、「花轎打屁」（因為排氣管的聲音像放屁）或「市虎」（由於汽車引起的交通事故，經常造成傷亡）。汽車被形容成殺人的怪物，據說大部分的謠言出自人力車老闆或車夫，可見西方物質文明的傳入，造成某些舊式職業工作者的恐慌與排斥。由於文化偏見與階級歧視，社會改良成為國家權力與地方精英想要控制街頭的權力之爭，引發與基層民眾的社會衝突。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王笛注意到茶館的社會功能，是受到在近代西方社會「公共空間」占有一席之地的咖啡廳、酒吧的啟發。他認為在成都的街頭，社會改良以前的基層民眾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回到傳統中國的歷史脈絡，政治力量總是意圖滲入社會的全部領域，那麼，我們也許應該先檢驗王笛在此書中的前提：「國家權力觸及地方層面時，其力量已非常微弱。」背後的原因為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傳統中國的國家權力，對於基層民眾的直接控制薄弱，是沒有能力而非沒有意願。這也許更能夠理解社會改良以後，國家權力與地方精英為何意圖要控制街頭上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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