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天人三策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
——《春秋繁露‧基義》
董仲舒，西漢哲學家，廣川（今河北景縣）人，生於漢文帝元年（前一七九）。自幼遍讀儒家經籍，特別精通《春秋公羊傳》，治學專精，以至三年不窺視家中園圃，故學士皆師尊之。他廣招門生，下帷講誦，為漢景帝時博士。
漢武帝即位，被推舉為賢良文學之士，三次上對策書，得到漢武帝賞識，先後任其為江都國相、膠西王相。晚年辭官以著書為事，太初元年（前一○四）病卒於長安西郊家中，後漢武帝途經其墓地，特下馬致意，故此地又名「下馬陵」。流傳至今的著作主要有《春秋繁露》及在《漢書‧董仲舒傳》中的《舉賢良對策》。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漢史上有名的三次對策，那是元光元年（前一三四）之事。當時受推荐的文士有數百人，唯董氏之對策被漢武帝推為舉首，其原因在於他提出的理論適應於當時時代的需要。西漢前期的帝王，吸取秦王朝覆亡的歷史教訓，注意休養生息，以黃老「無為而治」為其治國思想，使社會經濟得到恢復、發展。到漢武帝即位時，已進入強盛時期，所以漢武帝在第一道制書中就提出：「（朕）永惟萬事之統……欲問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在對策中，首先提出「一統」是古今社會的共同要求，為鞏固「一統」就必須「尊君」，即在政治上推行君主的專制統治。為此，他以「君權神授」論為君主建立起權威，說天是最尊貴、至高無上的，君主是受命於天以統天下，因此其意志也是絕對的。當君主的政治違背天意時，上天會以災變、怪異等「天譴」形式，對他發出警告。
漢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對策驚嘆不已，於是又第二次下制冊問，想知道上古治道與當今有何不同。董仲舒答以當用「文德」治天下，重視德治、教化而不是一味強調刑罰，同時建議置辦太學，培養適用的統治人才。武帝見此，意猶未盡，又下第三道冊問，命董仲舒進一步論述治國之道，董氏於是在對策中提出了：「《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同上）的著名論點，論證了統一思想的重要性。他要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定為統治思想，說百家異說只能造成思想混亂，所以要將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各家之說宣布為非法，「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才能做到「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同上）。
董仲舒的對策，以「天人之際」為理論根據，故被人稱為「天人三策」。它以「君權神授」論證了漢王朝統治秩序的合理性，又定儒學為一尊，使國家有了統一的指導思想，故被漢武帝所採納，成為漢代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這促進了當時國家的統一和社會安定，使經濟和科學獲得較大的發展。經董仲舒倡言之後，孔子在封建社會具有了「教主」的意義；又使以儒經為教條的學風和經院式的哲學取得了支配地位，先秦生動活潑的百家爭鳴氣氛由此而受到窒息。
董氏的思想影響遠及中國古代幾千年，故早在《漢書》中早已被推為「儒者宗」（《五行志》）。東漢王充謂「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論衡‧超奇》），把董仲舒說成是聖人孔丘的繼承人。宋明理學奠基者「二程」（程顥、程頤）說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二程集‧端伯傳師說》）。朱熹更將董氏稱之為「醇儒」，說「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朱子語類》卷一三七）。直至近代康有為，亦贊董仲舒的素王改制說是深得孔聖人之「微言奧義」，但也有人對董氏持否定態度，王充、柳宗元、顏元等，都從不同的角度揭示董仲舒天人學說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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